“我只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有属于自己居住的地方。”吃过午饭，78岁的老人胡兴旺从租住的小区出发，沿着光谷步行街一路走到珞喻路上。

“这里这一片，就是我以前的家。”老人用手指比划了一个大圈，看着人来人往的街道和周边忙碌的商铺，感觉无比惆怅。见证了光谷商业圈十几年来的日益繁华变迁，老人也尝到了十多年漫长维权之路的艰辛。

每平方米获赔400元

1984年，胡爹爹夫妇在原洪山乡关山村新屋熊盖了一间152平方米的平房，与儿女共同居住。1987年，经关山村批准，又以大儿子的名义，在老房西侧扩建了一栋两层楼大房。《建房许可证》上显示面积为199平方米，后经加盖实际达到284平方米。1993年和1994年，老房北面和大房西面先后获批160平方米建房，于是胡家又建了两栋楼房，实际面积分别为350平方米和400平方米。

1995年，胡爹爹将北房、老房和大房改建成一家酒楼。同年10月，工商部门颁发了营业执照，酒楼由大儿子实际经营。然而，正当酒楼生意如日中天，2001年3月8日，一纸《提供资料通知》送到胡家，打破了一家十一口原本平静的生活。

“为改善东湖开发区周边环境，珞喻路道路需要扩建整治……”《通知》称，胡家的建筑在拆迁规划红线内，要将所有证件送到某酒店房间审阅存档，否则将被视为无手续的违章建筑处理。

同年4月15日，胡爹爹一家在《拆迁协议书》上签了字。不久，工作人员便上门拆了房子，胡爹爹获得了40万元补偿款。

告错诉讼对象只好撤诉

房子被拆后，儿女们分了家，老俩口只得在附近租房，生活的落差，让胡爹爹越发觉得拆迁补偿太不合理。

胡爹爹说，4处房子面积共达1180余平方米，但当时工作人员上门丈量时只算了920平方米，且称因没有房屋证明和审批手续等，只能按400余元每平方米酌情补偿。他认为，建房之初根本没有房屋两证的概念，自己手中的《建房许可证》一样合法有效。

然而，当时参与拆迁规划的部门都是由多部门联合设立的临时机构，每当胡爹爹找到一家并上门时，该部门就因撤销或更换负责人导致无法沟通。多年来，这些行政单位名称、负责人换了好几次，他越来越迷茫，不知道该找谁或告谁。

2009年，他向法院提交行政诉讼，要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设管理局履行法定职责。然而法院审理后认为，该局并不是具备拆迁管理职能的行政机关，故驳回了诉求。第二年，胡爹爹提出了上诉，但是二审过程中，他也感觉告错了对象，只好撤诉。

中院裁定区院立案受理

据武汉装修网了解，通过调查，胡爹爹得知，当年与其签订《拆迁协议书》的武汉科技新道路工程建设指挥部虽已撤销，但其上级主管部门应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。明确了诉讼主体，他再次到东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另外，根据武汉市出台的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》，拆迁人必须是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。

胡爹爹认为，当年拆迁部门并无许可证，因此根本没有资格拆除自己的房子。他向法院诉求，要求确认签订的《拆迁协议书》无效。同时，胡爹爹指出，当年自己的酒楼及住房所在地如今每平方米价值已高达数万元，而根据自己当时的营业收入计算，他很可能早已资产过千万。因此他向被告提出索赔经济损失4152万元的诉求。

然而法院却认为，胡爹爹提起的行政诉讼是因认为签订的《房屋拆迁协议》是强行签订为由，不属于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，故于今年1月下达行政裁定书，拒绝受理此案。胡爹爹不服，向武汉中院提起上诉。

近日，中院下达行政裁定书，撤销东新法院不予立案的裁定，并裁定该院立案受理。胡爹爹表示，他希望能为自己讨还一个公道。

律师说法：拆迁单位若无许可证 协议应被视为无效

湖北朋来律师事务所律师方璨介绍，胡爹爹找不到诉讼主体，让自己的维权之路走了不少弯路。他表示，市民或企业在依法维权时，一定不能忽视原被告诉讼主体是否合适的问题。若与自己发生法律纠纷的单位撤销，可通过起诉其上级主管部门来维权。

本案中，胡爹爹的房屋均是俗称的“私房”，在房产手续和两证方面容易产生争议。但《物权法》明确了征收房屋的特征、要件和范围，而胡爹爹的房屋均有《建房许可证》，因此是合法有效的。

另外，《拆迁条例》规定拆迁需要有房屋拆迁许可证，因此当年与胡爹爹签订拆迁协议的单位若无许可，则拆迁行为是违法的，双方的拆迁协议应无效。